桂北的群山总在深夜入梦来。那些浸着朝雾的峰峦，那条绕着田畴流淌的河，那座藏着半个青春记忆的石牌村，隔着将近半个世纪的风尘，依旧清晰得如同昨日刚走过的村路。

　　我总记得1970年代的石牌村，九十余户人家四百多口人，在连绵褶皱的大山里，已是一方开阔的烟火人间。村落三面被青山环抱着，往东望，不过三公里，就是永福县拔地参天的登云山，云聚云散时，峰尖若隐若现，像故乡撑起的一把青伞，守着世代日出而作的岁月。村前的富饶田野边，大邦河上游的水慢悠悠淌着，水声淌过年复一年的春种秋收，也淌过我背着布书包往返学校的脚印。解放后这里便是生产大队部，1972年建起七年制学校，我就是在那里读完了小学又念完初中，黑板上的粉笔字，课间操场的笑闹声，全混着山间清爽的风，刻进了生命最初的底色。

　　我永远忘不了1974年的深冬。那一次大队选送六人去兵检，竟只有我一人合格。当批准入伍的消息传到村里，我站在村头的大枫树下望着群山，心跳得比山风还急——我一个大山里的农村崽，竟要走出这层层叠叠的山，去当保卫国家的解放军了。

　　12月15日那天，天还没亮全村就醒了。大队党支部和永新七年制学校的一百五十多名师生，挤在大队部的晒谷场上，为我开了一场热热闹闹的欢送会。红旗飘得哗哗地响，乡亲们的祝福一句接一句往我耳朵里钻，孩子们举着纸做的红花往我怀里塞，我攥着那朵红花，滚烫的温度从手心传到心口，话到嘴边只化成了不停的点头——大山里的人不善表达，可这份滚烫的情谊，我揣了一辈子，从来没凉过。

　　送我上路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，两个人背着行李，从石牌村往和平公社的古底走。那一路全是山间的羊肠小道，翻过一个坳又是一道梁，整整走了四个小时。那四个小时里，他跟我说的话，我至今记在心上：到了部队要好好干，不能给石牌村丢人，要记得咱们大山里出来的孩子，骨头硬，能吃苦。我一步一步踩着他的脚印往前走，抬头能看到他肩上被绳勒出的印子，山风掠过松涛，像一曲沉实的鼓点，为我出征壮行。

　　走到山口歇脚时，我回头望，石牌村藏在群山缝隙里，只看得到袅袅升起的炊烟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，这一步迈出去，就是大半生的漂泊，可故乡从来没离开过我。它是登云山的云，是大邦河的水，是晒谷场上一百五十多颗滚烫的心，是四个小时山路上，那串深深浅浅的脚印。

　　如今我走了万水千山，见识过平原的开阔，港口的汹涌，可每次倦了累了，总想起故乡那座三面环山的小村落。它给了我走出大山的勇气，也给了我扎根大地的底气：那片土地养出的孩子，从来都不怕山高路远，因为身后永远有故乡托着，出发时的那份热血，永远都不会凉。

　　故园的山还是那样青，故园的水还是那样长，而当年那个背着红花走出大山的少年，永远带着这份乡音与期许，在人生的征途上，步履不停，弦歌不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