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坡湖镶嵌在东坡书院的门前广场上，如今已经成了进入东坡书院游览的必经之地。这里有苏东坡的遗踪，在这里，东坡湖曾用它的恬然、朴实、幽静，解疗苏东坡那颗孤独、落寂、忧郁的心，抚平了苏东坡内心无数道伤痕，激发了苏东坡晚年的创作热情，苏东坡一生最后靓丽的转身、成功地“突围”，与它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。

　　走近东坡湖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，与其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湖，不如说是一幅风光旖旎、朴实无华的田园画卷。它徐徐地展开在东坡书院的面前。站在湖边，只见树木葱茏，繁花点点，环绕着一湖清浅碧绿的秀水，水榭亭台掩映在翠树丛中，让秀美的景观平添了几分韵味。湖面上，波光潋滟，满是簇拥在一起的荷花，翠绿的荷叶，亭亭玉立，在微风吹拂下，轻轻摇摆着婀娜的身子，犹如仙子一般，迎接八方来客；在花开时节，素洁的荷花散发出淡淡的幽香，混杂着泥土的芬芳，沁人心腑，令人赏心悦目，心旷神怡。连贯南北的曲桥横卧在湖面上，矫健的倒影宛如扭动身子的长龙，搅动了一湖清静；沿着曲桥行走，披着一身清幽的芳香，七转八拐，来到东坡书院山门前，迎面看到的是伫立在门前的一株显得苍老古朴的大树，还有山门上方的“东坡书院”几个大字。

　　据考证，这株垂暮之年的古树，名叫“滑桃树”，属大戟科乔木，主要分布于亚洲南部、东南部热带地区和我国云南、广西、海南。它是儋州的“老市长”陈荣选亲手栽种的。明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）陈荣选任儋州知州，历时五年。在任期间，捐资重建载酒堂，增建载酒亭、钦帅堂，刻钦帅泉碑，他对东坡书院发展建设的历史功劳，就像这株古老的滑桃树一样永远屹立在东坡书院。这样算来，古老的滑桃树已经有400多岁了，它见证了东坡书院的岁月沧桑。

　　山门上方匾额的“东坡书院”几个大字，沉雄强劲，有苏体风韵。落款是张绩。张绩是儋州人，清代嘉庆举人，曾历甘肃古浪、清水知县，后转任岷州知州、文县知县，有政声。无愧是深受过东坡遗风的熏陶，连书法都追随东坡的风格。张绩不仅是著名书法家，东坡书院里匾额的“载酒亭”“一代传人”也都是出自他的手笔，他还是儋州山歌能手，在民间有“歌王”的称号，至今他创作的一些山歌，还在民间传唱，成了儋州山歌的经典。

　　除此以外，东坡湖四周给人的感觉都是新鲜的，连东坡书院的山门也是10多年前仿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），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王定华全面重修东坡书院时的模样重建的。唯有古老的滑桃树和由张绩书写的“东坡书院”，才让人感到眼前的田园风光蕴含几分古朴沧桑的韵味。

　　东坡湖原本是黎子云别墅前的水系景观。绍圣四年（1097）七月，苏东坡贬居儋州，不久后在军使张中的引见下，到黎子云家中“坐客”，并被黎子云相邀在这里垂钓。苏东坡在居儋期间的《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（并引）》诗中曾写道：“居临大池，水木幽茂。”“呼我钓其池，人鱼两忘返。使君亦命驾，恨子林塘浅。”那个时候，在苏东坡的眼里，这里仅仅只是“大池”、水比较浅的“林塘”。即便是这样，与杭州、惠州西湖有过不解之缘，站在长江边上高唱过“大江东去”的苏东坡，在内心深处依然对此感觉到非常亲近和满足。眼前的田园风光，以及在此“躬农圃之劳”“室迩人自远”的黎氏兄弟，不仅消融了苏东坡初到儋州时“淡然无一事，学道未至，静极生愁”的不适感，而且他还希望“借我三亩地，结茅为子邻。鴃舌尚可学，化为黎母民。”（苏轼《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（并引）其二》），并在自己囊中羞涩的情况下，毅然参与“醵钱”造屋，建造载酒堂，以文会友，传播中原文化，北归时已经俨然把自己当作“儋耳民”了。

　　苏东坡真是个不可救药的“乐天派”。他说自己，“吾眼中无一个不是好人。”他更为幽默风趣的说法是，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陪卑田院乞儿。”如此率真可爱的苏东坡，我想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。只要有事做，有人交往，能给他人快乐，就是医治他内心伤痛的灵丹妙药。有人说，是中国文化铸就了苏东坡的伟岸。然而，我们不可否认的是，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是苏东坡耸起了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，而这又与他在儋州“九死南荒”的“奇绝”经历密不可分。苏东坡因率真自适，所以他能穿越社会各阶层，洞察各领域，以伟岸之躯融入茫茫大地，既汲取能量，又广施悲悯。也就是从在黎子云家“钓其池”这个时候开始，苏东坡找回了自己，“人不堪其忧，公食芋饮水，著书以为乐，时从父老游。”（苏辙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）仅仅居儋三年，他克服“资养所给，求辄无有”的困难，全然不顾政敌强加给自己的“贬官”和由此带来的种种内心上的煎熬，给中国文化历史留下了丰硕辉煌的成果，而且文风“渐老渐熟，乃造平淡”，受到了后人的推崇。

　　据当代苏学专家研究统计，东坡居儋作诗130首（其中“和陶诗”58首），词4首，文145篇（其中，杂记79篇，海外史论16篇，信札43篇，赋5篇，表2篇），以及学术著作《东坡书传》《东坡易传》《论语说》（俗称“三书”）。“和陶诗”和“三书”，被晚年的苏东坡视为平生骄傲，对此他非常自信。在儋州和遍陶渊明的诗后，他在给弟弟苏辙的信中说，“追和古人，则始于东坡。”“三书”写成后，他给友人的信中也说，“某凡百如昨，但抚视《易》《书》《论语》三书，即觉此生不虚过。”并抚卷自言：“今世要未能信，后有君子当知我矣。”（苏辙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）。大文豪超越时空的预言，绝不是随便说说而已的。

　　更为重要的是，苏东坡以自身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和璀璨夺目的文化影响力，自适随性的感染力，开化了一方，“转化其风俗，变化其人心”（王国宪《重修〈儋县志〉叙》），从此儋州乃至海南“听书声之朗朗，弦歌四起”（同上）。“宋苏文公之谪居儋耳，讲学明道，教化日兴，琼州人文之盛，实自公启之。”（清·戴肇晨《琼台纪事录》）这是后世人们的共同心声。

　　东坡眼中“大池”，后来被人们称为“东坡塘”，苏东坡与这片水系景观永远地连在了一起。再后来，“塘”被人为地填了，变成了“田”，金波稻浪取代了“水木幽茂”，但人们还是习惯把这片水田称之为“东坡塘”。昔日的景观没了，儋州黎民百姓心中的苏东坡却永远不可能磨灭。大约10年前，这里又被重新开挖，并进一步扩大，成了如今的“东坡湖”。毋庸置疑，它肯定是无法与杭州的西湖、惠州的西湖比拟的，但毫无夸张地说，不论是风景还是规模，都已经是旧貌换新颜了。大概人们知道苏东坡在杭州和惠州都偏爱西湖，在东坡居住过的儋州也应该有一个湖吧，让东坡高洁的灵魂永远尽享那份恬然、自适，不再受到颠沛的袭扰。

　　站在东坡书院山门石阶上，我引颈遥望，这时一阵清风吹过，湖中荷叶摇动，好似东坡缓步低吟走过，斜阳洒落一身黎庶装扮的身影……，卷起了阵阵荷韵馨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