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的故乡江汉平原，进入腊月，就闻到了糍粑香。我从小最爱的家乡美食就是糍粑，虽然年近半百，常年在外漂泊，但每到腊月，我就会想念家里爸妈做的糍粑。想念的不仅仅是糍粑的美味，还有它的制作过程。似乎，那是一个连续剧，吃完糍粑才是终剧。来年，又重演糍粑剧，剧的主角是爸爸妈妈，其他配角很多，演出场地是小小的村庄。

　　在家乡，做糍粑重要的工具，是兑窝子和兑嘴。兑窝子，学名叫“臼”，用石头凿的一个鸟窝状器物，壁厚约五公分，我家那个对窝子重达百余斤。兑嘴，则是一块圆柱形石头，直径约十公分，一端打磨成圆弧形，用来捣糍粑。

　　打糍粑从泡糯米开始，用冷水浸泡一夜后上甑蒸，“甑”是我们家乡最古老的蒸饭工具，用木板箍的桶状器具。记忆中，糯米装满了一“甑”，上面用木锅盖盖住，土灶里木柴熊熊燃烧，火焰热情地舔着锅底，“甑”坐在大铁锅的开水里，浑身上下冒着热气。

　　在“甑”享受蒸桑拿的时间里，年幼的我和妹妹守在灶门口烤火，爸妈忙着清洗兑窝子和兑嘴，将一块木门板平放在桌子上，擦洗干净后在门板上撒一层细米粉。

　　等到糯米饭的香气在房间里萦绕，灶里的柴也烧尽了，留下火红的余烬，我放两个红薯进去，用火灰盖住，等着它们慢慢变熟。

　　结束了蒸桑拿的“甑”被爸爸抱下来，放在妈妈提前准备的一个大木盆里。揭开锅盖，饭香随着蒸气“井喷”出来，溢出了家门，飘荡在村子里，引来邻居围观。有时，看我们流口水，妈妈会盛一小碗糯米饭，拌上红糖，给我和妹妹一起吃。虽然糯米饭不如糍粑美味，但也满足了我们肚子里的馋虫。

　　在村邻们的围观下，打糍粑的“演出”开始了。只见爸爸在兑窝子内侧石壁抹上一层油，妈妈用铁瓢从“甑”里舀一瓢糯米饭倒在兑窝子里，爸爸双手抱着兑嘴，对着正中间的糯米饭杵下去，“滋——”一声，像是兑窝子在说话，一下又一下，“滋滋”声不断，像一曲劳动的赞歌。

　　不一会，父亲的额头冒汗了，母亲劝他歇歇。她弯腰用一双湿手翻动兑窝子里的糯米团，它们已经从米粒变成了米团。父亲脱了外套抱起兑嘴继续杵。等到糯米彻底融合成一团，看不到米粒，父亲的工作才告一段落。母亲把这个糯米团抱出来，放在洒了米粉的木门板上，趁热揉压成一个厚约三公分的圆饼，摊在门板上。然后，母亲又去从“甑”里舀一瓢糯米饭倒在兑窝子里，父亲又抱着兑嘴开始一起一伏的劳作……

　　一“甑”的糯米杵完，大约需要两个小时。还好，有围观的邻居偶尔接过兑嘴帮忙杵几下，父亲才得以喘口气。当某个人抱着兑嘴明显体力不支时，其他人就会起哄似的喊：“加油干！呀嗬嘿！”在一片哄笑声中，换了一个人继续杵。那时我感觉打糍粑就像玩游戏一样好玩。

　　直到我十岁那年腊月，当我抱起兑嘴，才感觉到它的沉重，只杵了两下，就力不从心杵偏了，砸在了兑窝子的内壁上，掉下一层石粉在糯米团上，父亲连忙接过我手中的兑嘴，生怕我拿不住砸到了脚。

　　为了看打糍粑常常忘记别的事。再次生火做饭时，爸妈才发现我放在火灰里的红薯烧成了黑炭。

　　到了第二天，放在门板上的圆饼冷却定型了，就可以切了。先切成条，再把条切成块，这样，一块块的糍粑才真正“诞生”了。切好的糍粑留下一部分用井水泡着，可以吃到正月。其他的母亲会分成几份，分别送给城里的长辈，隔壁邻居家也让我送去一碗糍粑。似乎，那时的食物都是共享的。

　　我最爱吃的是红糖糍粑，在锅里小火慢煎到两面黄，然后一碗红糖水倒进锅，大火煮一会盛到碗里，一碗香喷喷甜丝丝的红糖糍粑，总是让我吃得停不下来。那柔软甜糯的滋味，是我一生难忘的乡愁。

　　出门在外二十多年，每年春节我都会回家。七十多岁的爸妈身体还硬朗，每年都会亲自打上一些糍粑，专门等我回去吃。新年又来了，我仿佛闻到了糍粑的甜香，迫不及待等着回家品尝那浓郁的亲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