儿时，最快乐的事莫过于看电影了。为看一场电影伙伴们会从塬下追到塬上，十多里白鹿塬沟沟坎坎，哪能挡住一群少年追寻快乐的脚步。年龄长了，可能是心思沉了，或许是欲望多了，感知快乐的脉弦却迟了、钝了。成年的一罐蜂蜜，吃不出孩童一块糖的甜美。当然，这不是本文题中之意。

　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18岁的我，从大西北黄土塬坐着闷罐车“咣当咣当”了七天七夜，到达祖国的东北雪域边陲。经过队列操练、卧雪匍匐、实弹射击，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，被分配到团部，成了一名放映员。人生是风翻的书，当年黄土塬追着放映机跑的少年，做梦都没想到能有这样的美事。从此我与电影有了段不解的缘。

　　一台16毫米的老式放映机，放映组长杨占文边操作边教我。检片、架机、放映。我看着电影投射到宿舍墙上，有电视屏那么小。第二天下连放映，组长坐旁边我执机。要说，部队是熔炉，青春石块扔进去，出来不是钢也是能打钉的铁。第一次放映我有点慌乱，扔银幕挂绳不是扔偏就是扔空，连队老兵要帮我，却被杨组长制止了。我扔了七八次，终将绳子扔到了门字形的横木上。接着拉绳头升起银幕，布线、架机，当一束光影在银幕上流泻而出，满头大汗的我，看到光影映亮的银幕前，一个连队的官兵一双双快乐的眼眸……

　　团里有五个连队，我每周去师部取一次片，每个连队放映一次。遇到喜欢的电影，我会在检片时往墙上放小电影。我对放映员工作印象最深的是检片。取回的胶片，铁盒上贴有它的身份标签：片名、生产日期、等级等。等级指的是胶片新旧程度。我们部队地处大兴安岭腹地，胶片从大城市流转到这里多是明日黄花。所以，检片特别重要。检片也是倒片，右手摇着卷片摇柄，左手食指拇指轻轻捏在胶片边缘。飞转的胶片，在两指间划过，有一丁点疼痛感，这是为了检出裂痕。当手指突然感知出异样时，便停下检查，是旧接口的放过，如是新的撕裂口，哪怕再轻微也要像医生手术割除病灶一样果断剪掉。不然，在放映时，每秒24格的速度拉力很可能会断片。剪断后的胶片，要对着画面刮掉感光层，在片基上涂上胶水粘接住。

　　当了两年放映员，几乎天天看电影，一个片子至少看五遍，逢年过节还要去驻地乡镇、林场放映，常常是团长或政委带着。印象最深的是81年除夕，我们到大兴安岭深处的林场放映。大雪封住了进山的路，林场出动了推土机在前面开路。雪原很冷，我脚穿着大头鞋，还冻得生疼，林场一位老伯抱来乌拉草围在我鞋四周。在林场一晚转场四处，最后一场，投射在银幕上的光被东方的晨曦淹没了，几乎看不到影像了。放完电影，坐在饭桌上，没开口吃我便困得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那天，放映的影片是《赵一曼》。

　　四十多年近半个世纪，往事犹如沉入长河的一粒尘沙。直到两个月前，一位编辑约稿，写一篇抗战影视作品的散文。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81年除夕在林场放映的《赵一曼》。过往皆为序章，不知哪段生活，无意间为你埋下一个伏笔。

　　我把这张斑蚀的底片投进记忆的显影液中，却没有下笔。思考了两个月，期间与长春电影制片厂原厂长、著名编剧韩志君微信沟通，了解到电影《赵一曼》的诞生过程。

　　1950年，长影决定将赵一曼的故事搬上银幕。编剧于敏将赵一曼的革命斗争与个人情感交织在一起。影片中有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：赵一曼穿着不同款式的鞋子——小圆口青布鞋、黄埔军校军鞋、塞有乌拉草的冬鞋，这些鞋子见证了她从家乡的少女到军校学员，再到东北抗联女政委的人生轨迹。导演沙蒙通过这些细节，将一个鲜活的革命者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。

　　1950年条件所限只能拍黑白胶片，现在看来却强化了历史厚重感。

　　电影从1931年上海照相馆切入。怀抱宁儿的年轻母亲李坤泰（赵一曼本名）对着镜头微笑，浑然不知这是母子人生的最后告别。李坤泰1905年10月25日出生于四川宜宾。五四运动后，她毅然走出深宅大院，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同年考入黄埔军校六期，成为早期少数的女学员之一。1927年，她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，在那里与湖南人陈达邦相识相爱并结为夫妻。1928年冬奉命回国，次年生下儿子，取乳名“宁儿”。

　　1935年11月，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，腿部负伤后在昏迷中被俘。日军对她施以各种酷刑，用钢针刺伤口，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，逼其招供，赵一曼忍着剧痛怒斥日军侵华罪行。影片中那个日本兵用烧红的烙铁按在赵一曼身上的镜头，正是对这段历史真实再现。敌人见她宁死不屈，又使用马鞭狠戳其腿伤，身负重伤的赵一曼几次昏死过去，但每次醒来依然坚贞不屈，只说：“我的目的，我的主义，我的信念，就是反满抗日。”

　　1936年8月1日，日军决定将赵一曼押回她曾经战斗过的珠河县处死“示众”。在开往死亡的火车上，赵一曼给儿子宁儿写下遗书：“宁儿，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，实在是遗憾的事……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，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……在你长大成人之后，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！”

　　次日，赵一曼英勇就义，年仅31岁。

　　影片公映后迅速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，人们被银幕上的赵一曼感动得潸然泪下，而石联星凭借对这一角色的成功塑造，荣获1950年第五届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，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女演员。

　　作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塑造女性革命英雄的影片，《赵一曼》不仅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功，更重要的是，它确立了此后几十年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叙事范式：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，在展现英雄壮举的同时，也不回避英雄的常人情感，使英雄形象既有神性的光辉，又不失人性的温度。

　　赵一曼的姐姐李坤杰在四川泸州观看电影《赵一曼》时，才惊觉银幕上的女英雄与失踪二十多年的妹妹李坤泰如此相似，由此揭开赵一曼的真实身份。

　　1954年的东北烈士纪念馆，25岁的陈掖贤站在母亲遗书前，颤抖着抄写那些浸透血泪的字句。然而，陈掖贤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，最终在1980年代自杀。一个英雄的母亲，献出自己的生命，也间接导致儿子未能善终。这种命运的延续，是英雄叙事中少有人提及的暗面，却更真实地揭示了战争与革命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影响。

　　赵一曼与陈掖贤的母子，是一曲跨越时空的悲歌。是赵一曼英雄叙事中最令人心碎的部分，也提醒我们，在铭记英雄的同时，不应忘记战争对普通家庭的摧残，对心灵的深深伤害。

　　韩志君老师微信发来一段文字：《赵一曼》电影是一首激昂悲壮的史诗。流泄在银幕的光影，是沉重的真实：胶片上每一格人影，是有血有肉、在白山黑土抗争侵略者不屈的英灵。它的精神，在这块黑土地深深地扎下坚韧的根，长出蓬勃的芽。

　　是的，至今我清晰地记得。81年除夕，北大荒的雪原在暮色中延展成无垠的苍白，放映机投射的光束刺破雪夜，将赵一曼真实展现在幕布上——放映机转动声里，我真切听到，那让心灵为之震撼甚至颤抖的呼喊：“你可以自豪地告诉所有人，你的母亲叫赵一曼！”